ag真人国际官网廖伟棠的2023年度好书卡明斯基诗剧《聋哑剧院之夜》，是关于一个二战时期乌克兰的虚构小镇的聋哑人木偶剧团和居民起义的故事，因为诗剧的特质，使得文本在虚构与史实之间的游离游刃有余，让读者恍兮惚兮不知此夕何夕——

　　因为里面残酷的世界呼唤你把自己民族经历的苦难代入，同时诗的语言又警醒着你：世间的苦难有细微的差异，而我们要辨识这个差异，使苦难不流于号哭和数据。译者王家新引用本雅明在论卡夫卡时所说的话：诗人在这里要做的不是“以童话来对付（历史和）神话中的暴力”，而是如科伦‧麦凯恩所说“阐释并照亮我们共同的聋哑”。

　　群众造就抗争者，也戕害抗争者，这个永恒的悲剧以诗演示，则获得了一些额外的可能性：也许是希望的卑微化身。而所谓群众，它们依然是滋生抗争的沃土，诗人保留着这点空间给与未来。而在这之间，聋哑状态由否定变成积极的拒绝，是不屈的火种。

　　“你还活着，我对自己悄声说，因此有些东西在你的倾听里。”此乃本书的要义，也是所有幸存者的要义，这里的“说”和“听”因为物理上的不可能，引导我们前往更形而上的理解。“聋，像警笛一样在我们中间穿过。”这样的悖论诗句不但是金句，还是对思考切实的痛击。

　　当然，在2023年阅读此书，加上过去近两年乌克兰的战争背景，我们还是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炮火的震耳欲聋。书中反复出现的这句：“什么是一个孩子？/两场炮击之间的寂静。”已经成为卡明斯基代表乌克兰人对整个世界的质问。还有更温柔的：

　　这不得不让我们回忆起大半个世纪之前，保罗·策兰那句催人泪下的、他早年悼念母亲的名作《冬天》的开头：

　　诗歌不允诺救赎，那是欺骗，但诗歌与广大“无用”之物一起屹立在世界的废墟之上，成为永存的家乡，因为“在这大街上，耳聋是我们唯一的路障”。

　　《偏僻之地：斯奈德诗集》，【美】加里·斯奈德著，杨子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雅众文化，2023年10月

　　这本诗集把我们带回去那个血气最旺盛时代的加里·斯奈德，那个“禅疯子”，他为自己心中冲突着的和对真的渴慕，在世界游走寻找主流社会以外的“偏僻之地”，而他自己就成为了凭空开拓出偏僻之地的先行者。

　　斯奈德不是寒山，也不只是后来我们所见所意淫的一名深山隐士。这些诗里面充满着一种属于荒野的力道，似乎在为他散文里倡导的自然之道、自由法则——The Practice of The Wild等等给出范例，斯奈德从此就是一个诗人合一的践行者。他的诗的运作方式和诗中人的行为，无不正当、健康、不矫饰，让我们这个疲乏世代的诗人相形见绌。而他的诗理应成为我们最需要的一种呼吸、一种瑜伽和劳动。

　　《偏僻之地》的前半部也许你还能读到，不动声色的“反文明”的暗示，处处反讽现代社会生存模式的可笑可怜。但就像后面《尝雪》所写：

　　斯奈德是通过对尘世的确认、对生之欲的广且深的体验之后走向荒野的，而且不忘带上他爱的人、爱过的人和将要爱的人：我们。这本诗集里占了五分一强的诗和性、、生殖繁衍等有关涉，这个主题一直延伸到他五十岁的《斧柄集》乃至近年的《山巅之险》和《当下集》，其中当然有他沉迷研究的古印度哲学的影响，但更迷人的是他在其中的坦荡无邪，呼应的依然是1960年代青年文化的解放性以及溯源冲动。

　　我们皆知斯奈德翻译寒山与中国那形而上的自然发生关系，但看到足本的《偏僻之地》最后一辑方知他也翻译过宫泽贤治，与近代日本诗人的进取、对自然的深邃抒情也极有关系。这犹如一个更微妙的押韵，宫泽贤治的殉难者精神原来在斯奈德身上隐藏极深，成为牵引他不落入美洲开拓精神的乐观主义的一个有力向度。阅读斯奈德版本的宫泽贤治，也是为后者赋予更多当代性，两人的幸福观相异，却殊途同归于阿修罗的愤怒和悲悯。

　　自张北海《侠隐》之后，久没见到如此“风”的武侠小说——当然《上京》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民初那灰与红暗涌的大时代，同时和《侠隐》一样，它有武侠小说的面子，里子却是关于微尘一样的人在此狂潮里如何自我教育、隐存或者牺牲的成长小说。

　　那个消失了的、说起来近乎不曾存在的北京城，自然也是其中主角，它的隐存或者牺牲同样启迪那个不愿意在风沙中锈蚀的“梦生”——主角的名字并非槐树南柯之虚无，一如当年的“虚无党”其实是最勇猛精进的者。梦生寄寓的是作者李唐向往的小说里凭空生长之力，以及曾经被寄予希望的一百年前中国青年的变革之梦。作为对后者的牵绊的北京城，竟然渐渐站在了青年这一边，这也是李唐的诗意而非小说意之任性。

　　任性但美，这部诗意长篇ag真人中国官方，还让我想到寺山修司的电影与诗，内有大量成熟到老气横秋的小说所缺乏的青涩之血，与百年前北京的雪相辉映。这是汲汲乎盛衰的当代人所难以理解的，其折现出来的苍茫凄清的美感导向六个字：“置生死于度外”。如此说来，它又触碰到了武侠精神的本质了。

　　今年我因为在大学研究院开设华文小说课程，重读和新读了数十本华文小说，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课程结束后读到的这本中篇小说集《后来的人类》。它的魅力是无以名状的，尽管无论其“科幻”意义还是其现实意义，都给热衷于在阅读中寻求快感的人带来不适。这种不适感曾经出现在《北京折叠》也出现在《濑户内海》里，而前者走向主流思维，后者偏向地下文学趣味，糖匪超越了这两者，同时比同道前辈韩松克制极多。

　　于是我们得以进入中国科幻罕见的苍凉压抑氛围，从糖匪散文诗一般的后记可知，这跟过去几年的封闭有关，但糖匪没有屈从于绝望，她直面绝望而尝试旁逸斜出，剖开的仅仅是现实，留白的是未来。她说自己是坐在路边的科幻作家，“不飞，也不俯瞰”。但我不同意，她飞，只不过她不是以科幻飞，反而是以人情飞，正如《快活天》一篇写到监视一切的“家神”时，她会问一句“家神能看见阿姆吗？家神能看见鬼魂吗？”也许是因为“她忍不住对大型家电产生共情，觉得它们像她，或者，她是它们中的一分子，身体神秘共振，暗中缔结联盟”。

　　《快活天》读得惊心动魄，写作技术精湛；但第一篇《看云宝地》更叫人心有戚戚，表面上这是指涉人口老化问题，实际上它更接近鲁迅的幽冷、决绝，涉及一个人该如何从这个世界退出而不谢幕的隐忍——这是每一个认真生活过的人都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取消尊严的时代。

　　而自然，也有批判和愤懑。三篇都涉及科技带来的异化，但异化毕竟基于人欲，而克服也源自人之志。后来的人类也是人类，他们不是我们的后代，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握着自己的遥控器。